西墙补不来,可东墙面子上还得拆。——许嵩《拆东墙》
听这歌的时候大约初三。
只知网络上火爆,词写的直白又难懂,天然带了几分深度。抱着歌词囫囵吞枣,知觉歌词主人公命运惨淡,却未必真懂其意思。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让人痴迷于那些一知半解,且这半解又非终日苦思能够解得的,却会在人生的某一点突然明朗,犹明灯之于黑夜、岸线之于沧海。
我从小生活在小镇的大洋房里。祖父说,洋房同我一样大。我出生那年竣工,走路那年住进来。从学步车、玩具车到滑板车、自行车,彼时流行的cd机和一摞廉价的盗版碟片,哪次去儿科医院看病时吵闹着要买回家的玩具,如果仔细点,大概连每颗路边买的塑胶玻璃球都能在某间储藏室里找到。
到了学龄,镇上没有好的学校。母亲想方设法地将我送至县城念书。彼时不到十岁,家里尚未有汽车,每日上学放学须准时搭上城里工作的亲友的车子。后来母亲觉得麻烦,就索性带着我和父亲搬到城里,住的是老旧狭小的租赁公寓,面积大概不及洋房的卧室。
好在我从小不是精致细腻的女孩,过于开朗也过于大条。上学第一天,来自乡下的插班生大方的自我介绍,不避讳自己来自边缘小镇,不在意社交时热脸贴上多少冷屁股,也不知天高地厚的参与各种班委的竞选,甚至真在班里有了一官半职。
几年以后老同学再聚,笑着说那时真觉得这新同学风云烈烈,不是一般人。
我也笑笑,没回答什么。不到十岁的孩子理应是记不住丑恶而只记住美好的,而有些事再回忆便都变了味道。比如在我二十多岁的某一天,突然对那年有了许多清晰的记忆。记得踏入教室那天老师说,新同学来自乡下,基础和我们不同,希望大家多帮助。记得第一次在校门口迷路,向同班女孩问路时对方冷漠的“不知道”,和在我急出眼泪时改口说“前面右转”时的不耐烦。记得老师指派所有班委完成课外任务,当众喊我名字说“你就不用做了”。记得仅提示了默写不过关的男孩一个错别字,便被进教室等待的家长投来一记眼刀和一句谩骂“管好自己别烦他”。
有时我也觉得奇怪,这些深深刻进骨子又清晰摆在脸上的排外和歧视,仅是回忆也让二十多岁的我直发寒颤,却又是怎么让不到十岁的我浑然不觉,兀自风云烈烈的。
有时无知者是幸福的。我们之所以恐惧和优柔,多数是因为懂得太多,想的太多。
总之,母亲对我的“脱乡进城”的期冀算是完成了。我升入了那年城里最热门的初中,甚至凭乐器特长进入了尖子班。
大约就是初中时吧,我的故乡小镇被划入发展区域,拆了不少老旧的、随意的、杂乱的洋房建筑,盖了不少崭新的、高耸的、闪着光的楼盘。这个昔日被称乡下的地方一时间成了讨论的焦点,而论题无非是“拆迁赔偿金”和“房价”。
据说第一批拆迁的原住户钱拿得不少,口口相传更添戏剧性,以至走在路上一个随便知道我故乡的人都要问句“你家拆了吗?”如若拆了那便是一夜暴富,保一世荣华。如若是计划拆迁那便是无上荣耀,天选之子。如若没拆便是守株待兔,要接住天上掉下来的饼子。
祖母退休无事又人脉极广,常给适龄男女做媒。她告诉我那几年故乡的男女竟变成了相亲最热门的对象,仅因家里有套“不知什么时候会拆”的不动ATM。
房价暴涨四个字弥漫在小镇每一寸空气里,被各路人马传扬到神乎其神。父母都是普通职工,也一向不愿在投资上走险,在这样的沸腾下也不惜借钱贷款,在自家洋房的对街入手了套新的高层公寓。
也是在这一年我不再住城里那套狭小的公寓了。搬回了故乡,却没住回自家洋房,据说我的房间已改成了客房,出租给附近上班的白领。
“有新房子住了。”他们说。
我问过家里的大人,我们家会拆吗?
“虽然现在没消息,但迟早会拆的,说不定还能赶在你上大学之前呢。”
“我听说小道消息了,说我们这边拆迁不会赔那么多钱。”
“哪有小道消息,都是人家瞎说。你没听说吗?这儿居民区都要改成商业区了,政府急着改建,只要我们拖着不签,他们还会抬价格。”
“当啥也别当钉子户啊。”
“谁让你当钉子户了,你就强硬一点假装拖拖,搞不好多赔你十万八万的。”
“开什么玩笑,你以为人家傻的?”
我开启的话题,却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他们坐在洋房客厅的大圆桌前,脚踏着与我同岁的大理石地板,面红耳赤却兴致勃勃谈论它的去处,像判官,随手一拍就决定了某人的生死去留。
热烈又格外冷清。
有天晚上我试探的问母亲,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盼望拆迁。
那房子是那么多年的记忆,难道他们就没一点留念吗。
母亲不知如何作答,只回道:“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这问题我不曾敢问别人。一来害怕冒犯,也怕他们说我想法幼稚不切实际。更有甚者觉得我借此炫耀引他人嫉妒。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再者,你考虑也没用。”母亲这样说。
彼时中考将尽,我明白她的意思。
中考前我就已经拿到推优名额,又以不错的成绩保送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然而越是这样,越发觉得城里人不过如此。城里最好的学校在全市排名不过几十,在全国更是渺小。
高中时正值补课机构遍地开花。算赶潮流吧,也算是母亲明白我不满足于小县城的心思,眼也不眨的将自己大半工资付与市中心有名的补课机构。
机构在不少地方设有分部,离家最近的却也要挤上一个多小时公交。于是那三年的周末与假期,我常要早起赶着高峰地铁去上课,一直到月明星稀又赶晚班车回家。
机构附近有几所名气不菲的学校,班上学生有半数来自那里。每有新生入学,老师常问起来自哪所学校,到我时双颊发白,含糊其辞的说我来自某区。对于他们稍稍惊讶的神情,我有时自我安慰的解读为对我跋山涉水上课的倾佩。
机构老师喜欢收集各校的习题试卷,常用小礼品鼓励学生分享学校自制的练习册。乐于分享的学生常抱着满怀礼品回家,我拉上书包的拉链怕被发现里面躺着习题。
从过于大条的初生牛犊到如今的胆怯和自我逃避,我不确定这是成长还是倒退,知道老师未必嫌弃我来自一般学校,确实是陷入自我嫌弃的绝望。
如今我已在一所旁人看来不错的大学摸爬滚打了四年,面对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又一次加剧了我的渺小。
“你不出国去看看吗?”母亲不止一次这样问我。
人越闯出去,就越发认识自己渺小,从而再想闯。像母亲说的,你总要出去,外校、外县、外省、外国,站在更高的平台拥有更高的视野,是自我进步唯一的途径。
啊对了,家里那套老洋房,前年签下了拆迁合同,去年开工,现在已没了踪影。
常年寄宿学校的我难道还会在意吗?那洋房里一间能让我过夜的卧室也没有,市面上也早已没有适配放映机的动画片cd了。
自我否定与自我提升中一路向前充满传奇。一人向前优化自我,万人向前改变社会。然而我有时也常想,最初无知无畏的女孩,最初盛满回忆的老宅子,就这样随手丢弃吗。
反正我的丢了,丢得猝不及防又顺其自然,丢得机关用尽又袖手旁观。
古人思归是无奈离乡,如今却是故土留不住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