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位令后人褒贬不一的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其一生,目睹偌大中华之倾厦;其一生,竭力以螳臂当清末颓势。梁启超先生于李鸿章逝世两月后成此作。他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诸多情感,皆于《李鸿章传》一作中倾洒。虽文言词简,难抵先生愤慨真情。此作是为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一生的评说,既有敬佩赞赏,仍不乏批评愤慨之意。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读完此书,笔者对梁启超先生之于李鸿章的一句评语甚是赞同,即为“时势造英雄,‘英雄’不造事势。”何其可悲,李鸿章有其才华,也成为了时代推上浪尖的“弄潮儿”,但他却也只能被时代推动,不能以己之力去改变那个腐朽的时代。
  李鸿章值得一切褒奖,他确是那个时代选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晚清之时的官场再难找到这样一个如李鸿章一般的人。他就是时势所造的英雄。
  自19世纪中后期,大清盛世已不在,颓势尽显。同治年间,国家大全为慈禧所掌控。面对内忧外患,只有委曲求全之下策。李鸿章在那一时段,凭借自身才华与时运,被推上了显赫之位。何其有幸,李鸿章生在这个时代,大清因其颓败之势,更因满蒙上下无不“养尊处优”畏难畏苦,无一可用之才,终是让汉人得到了权力。作为汉人的李鸿章终是未被埋没,而是一步步成为了位高权重的人臣。李鸿章,其为人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有着自己的坚持,面对大难更是敢于承担。他具有成为英雄的资本。从曾国藩的幕僚到建立淮军,成功剿匪,他有勇有谋;从淮军之将到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忠于大清同时也能够吸收外来。同治以来的中国,风雨交加,新旧相碰。艰难时势之下,李鸿章被选中。他眼见外国新事物,积极向外国在华人士求教,并于之后开展了令世界震惊的洋务运动。一场洋务运动,让古老中华焕然一新。社会各方面都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变化让世界认识了李鸿章。如此颓败之中华,因李鸿章,出现转机,我们如何能不称他一声“英雄”一个时势所造就的英雄。
  何其不幸,李鸿章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一道深深的烙印早在成长过程中,就已形成。这烙印已暗示了李鸿章其人只会是时代推就的“英雄”不会是一个能够翻覆这天地的“英雄”梁启超先生在书中无不惋惜地写下“科举根深地固,毒害之深”最初的科举不过一能够相对公平选举人才的方式,却在中央集权一次次加深的进程里,变成了一件愚弄百姓,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而这官场之中,又有谁未经科举?李鸿章不是那个例外,作为思想工具的科举,让李鸿章变得保守,墨守成规,其思想之限制似八股文,条条贯贯之下已无大胆创新之能、展望未来之心、超越常人的眼光。这空前的集权,同样还带来了作为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与满清皇权下,臣子的奴才心理。对外,李鸿章虽有请教之心,却时时刻刻端着天朝上国的姿态,傲视他人;对内,为腐朽皇室鞠躬尽瘁,哪怕深知其决断的不妥。李鸿章只能是一个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纵使其开展了具有显著进步性的洋务运动,也是未能阻止一个庞大帝国渐渐沦落为一个二等国家。而其倾尽心力的洋务运动也因指导思想的落后性,最终失败。笔者不禁思考,李鸿章当真算的上一个英雄?再三斟酌,还是认为其当的上英雄的称号,为其带领中国做出了改变,有了之后一切变革的基础。他是一个英雄,却是一个不适合这个时代,一个能力尚且不足的英雄。时代所限,个人能力与思想所限,同样也有环境所限。李鸿章,生在一个腐朽的年代,仅拥有略高于普通人的才能,但有着陈旧不堪的换算思想,更为可悲的是,当时官场竟无一个能与之相比的人物。李鸿章螳臂当车之举也只是其孤军奋战。何其有幸,何其不幸,他被时代选作弄潮儿,却改变不了这浪头的颓势。纵有一腔悲愤,难敌时代洪流。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世的名与誉皆葬送。一次次坐上谈判桌前,一次次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负尽骂名,他屈辱的活着,但却也是屈辱的站着。他签下自己的名字,是不愿自己的王爷,自己付诸一生努力的大清再蒙受这一份屈辱。总有人批评他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但可知能够坚持敲响每一天钟的人怎会是常人。面对国之将倾,他何曾没有努力,但他却是一个不能根据形势将内心想法转化为非常举动的人,一个终其一生都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笔者对梁启超先生文字里的哀叹惋惜之情感同身受。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这份屈辱条约签订后的两个月,溘然逝世。不难想,在其生命的最后,李鸿章仍是悲愤而抑郁。而梁启超先生在异国他乡逃亡之时写下此作,既是对这一位伟人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发展之反思与展望。先生希望他所处的时代,可以有一位能够真正拯救中华的英雄,承前人伟业,而亦有超越之举。
  综此所述,笔者对李鸿章先生的认识更深几分。他是一位被缚于茧中,想要破局而 无力的可悲之人。叹其失败,赞其成就,悲其境遇,怒其无能。思及当今时代,面对李鸿章的成败兴衰,当世中国之青年也当有所思考。新己之思想,固其爱国之心,奋其破局之力,团其同心者之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世青年应以此为志,奋起拼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